凌晨兩點，風還在吹。

    陳遠山走在回駐地的路上，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。包里的信沒動過，像一塊燒紅的鐵，燙著他的肋骨。

    他沒有回宿舍睡覺，而是加快腳步穿過營地，哨兵看見他，敬禮，他點頭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    回到房間，他把門關緊，拉上窗簾，從公文包里取出那封信，放在桌上。燈光下，紙面泛黃，墨跡灰暗，落款的簽名歪斜拖尾。

    他盯著看了十秒，然后打開抽屜，拿出鋼筆和一張白紙，寫下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兩相對比，差別明顯。他的字起筆重，收筆利落，這封信上的卻軟弱無力，像是臨摹時手抖了幾次才完成的。

    他合上紙，不再看它。

    現在不是研究它的時候。現在是要用它。

    他拉開另一格抽屜，翻出一張便箋，提筆寫：“明日十時，師部禮堂，有要事公布，請速聯各報記者到場。”字不多，也不加稱呼，只在背面蓋上自己的印章。

    他折好信，裝進信封，密封。叫來通訊員小李。

    “天一亮就送去《申報》駐地，親手交給林婉兒。不能經別人手，也不能耽擱。”

    小李接過信，問：“要等回話嗎？”

    “不用。你送完就回來。”

    通訊員走后，他坐在桌前，沒脫軍裝，也沒躺下。窗外天色還是黑的，遠處傳來幾聲狗叫。他知道，這一夜不會太平。

    趙世昌的人肯定在盯著他，看他會不會慌，會不會亂找人對質，會不會銷毀證據。

    但他什么都不做。

    他只是坐著，等天亮。